【按】这是1987年写的关于傩文化研究的文章，首次提出“傩文化”概念，没想到这一研究居然兴盛起来，当时写另外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傩文化的民俗学思考》，一篇是《中国的面具文化》，将陆续上传。
傩和傩祭,是我国极为古老的传统文化现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傩，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学研究中，属于巫文化范畴。巫文化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一切巫术活动及与之有关的众多文化事象。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考察，傩祭、傩舞、傩戏等，在民间都是靠口头（语言表达方式）和行为传承的民俗现象。中国文化发展史，巫文化曾经是其先导。之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延续至今，从而构成今天中国民俗文化的多彩背景。
我国巫文化的传播地区主要在农村，至今它的覆盖面还相当广阔。在整个巫文化传承系统中，笔者认为有两种文化现象，似应特别值得重视和研究。这就是流传于北方各民族中的萨满文化和流传于南方各民族中的傩文化。虽然这两种文化均归巫文化范畴，但从其传承来看，无论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有许多本质的差异，对它们加以比较研究，是饶有趣味的。本文想通过傩文化传承演变规律的探讨，追寻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中国文化学（主要是民俗学）研究中的价值；并通过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比较，探讨南北两种巫文化的联系与差异。
一、傩的起源、演变和发展
傩或傩祭，是一种古老的巫术活动。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商周时期，这种巫术活动在广大中原地区不仅十分盛行，而且以一种固定的模式代代相传。关于“傩”的本义，《说文》解释为“行有节也。从人，难声。”段注：“行有节度。按此字之本义也。其驱疫字本作难，自假傩为驱疫字，而傩之本义废矣。”由此可知，行有节，即行为有节度、有节奏之义，是“傩”的本来意义。《诗·卫风·竹竿》三章：“巧笑之瑳，佩玉之傩。”《毛传》曰：“行有节度。”“傩”作驱逐疫鬼解，这是使用傩的假借义，此时“傩”是“难”的假借字。
难，本字作（堇+鸟） 。《说文》：“（堇+鸟）（难），鸟也，从鸟，堇声。（堇+鸟）或从佳。”但是“难”当驱疫解，亦是假借义。“难”的本义是鸟。
既然“傩”、“难”均习假借字，而非本字，那么表示驱鬼逐疫的本字是什么字呢？它的本字是“（鬼+堇）”。（鬼+堇），《论文》释为：“见鬼惊词，从鬼，难省声。”段注：“（鬼+堇），见鬼而惊骇，其词曰（鬼+堇）。（鬼+堇）为奈何之合声，风惊词那者即（鬼+堇）字。”《左传》宣公二年传“弃甲则那”，那，即奈何之合音。《说文通训定声》释（鬼+堇）为“见鬼惊貌，从鬼，难省声。按：（鬼 堇）省声读若傩，此驱逐疫鬼正字，击鼓大呼似见鬼而逐之，故曰（鬼+堇）。经传皆以傩为之”。
训诂学知识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谓的傩（如傩祭、傩舞等）是驱逐疫鬼。它的本字应当是“（鬼+堇）”。“傩”、“难”均是假借字。训诂中管这种现象叫古音通假，属本有其字的假借，即已有“（鬼+堇）”不用，而借用一个与“（鬼+堇）”同音而意义毫不相干的“傩”，后来便用假借字的“傩”代替了本字“（鬼+堇）”，假借字“（鬼 堇）”的本义逐步消失，这就是段注所谓“傩之本以废矣”。了解字义的演变，对了解傩文化演变是非常重要的。
傩文化最原始的表现形态是傩祭。傩是驱逐疫鬼，也是古代傩俗的主题。傩俗活动，实际上是原始巫术中驱赶巫术的一种。古代的傩祭有国傩和乡傩之分。《礼记·月令》曰：“天子居宫室左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玉，食粟与彘，其器闳以奄，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孔颖达《疏》：“《正义》曰：‘此月①之时，命有司之官大为傩祭，今难（傩）去阴气，言大者以季春为国家之傩，仲秋为天子之傩，此则下及庶人。故云大傩旁磔者，旁谓四方之门皆极磔其牲，以禳除阴气；出土牛以送寒气者，出犹作也。此时强阴既盛，年岁已终，阴若不去，凶邪恐来岁更为人害。’”这是说古代从帝王至百姓者十分重视傩祭，规模也很大。大的傩祭每年要举行三次，时间是季春、仲秋和冬季。前两次只有统治阶级才能参加，只有冬季一次方下及庶人，称为“乡傩”。
傩祭的主题虽然是驱鬼逐疫，但有时也超越这一范围，和人们的预兆、信仰习俗相结合。《周礼·占梦》云：“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傩），驱疫。”这里讲到古代以日月星辰会合的时间位置作参考，占卜梦的吉凶。每当季冬一岁终了的时候，综计一年中已应符的吉梦册籍献给君王，君王各按方向行菜礼（舍萌），去除不祥之梦，并令方相氏除却凶恶，驱附疾疫厉鬼。
方相氏是古代傩祭中的中心人物，举足轻重，傩祭时他的装束不同一般。《周礼·夏》：“方相氏狂夫四人。”郑玄注：“方相，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周礼·夏方》又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 隶而事难（傩），以索室驱疫。”这种掌蒙熊皮，面戴假面具的驱鬼巫术，我们在当代许多原始部落中均可见到。从商周到汉唐以来，方相氏帅百隶事傩驱疫的场面很大。文献记载十分丰富。
《后汉书·礼仪志》云：“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贵族）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1]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郎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卫陛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月 弗）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凶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肝肠，女不急去，后者为娘。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挂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垒苇，苇毕，执事陛者毕。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诸侯云。”
隋代依傩之旧制。《隋书》云：“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皂褠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裤褶，执裨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执戈杨盾。又作穷奇、祖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率之，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仪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坐，王公执事官第一品以下，从六品以上倍列预观。傩者鼓噪入展西门，徧于禁中，分出二上阁，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暄呼周徧前后，鼓噪出展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郊外。”
唐代的大傩之礼仍有方相氏出现，但从整个傩祭队伍的组成和分工上，已出现差异。
到了宋代，方相、十二兽、侲子诸角色已从傩祭中消失。在傩祭基础上形成的傩舞大为发展。除夕之夜的傩仪，由皇城亲事官诸班直和教坊伶人表演。《东京梦华录》卷十云：
“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访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崇出南薰门外，转龙湾，谓之‘埋崇’而罢。”
宋代以后，傩仪中常出现装扮钟馗之类作戏剧表演，是古代傩仪在内容上的一大转变。如上文献记载使我们看到傩的形式演变轨迹经历了由傩祭——傩舞——傩戏的发展。傩的主题演变轨迹经历了由驱鬼——娱神——娱人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原地区文明的不断开发，见于文献记载的规模宏大的傩仪，不仅从宫廷，而且从广大的中原地区悄悄消失。现在只有在春节习俗中可窥见一斑。如：燃放爆竹、贴对联（原为桃符）、守岁等，无不与傩祭有关。
从傩的产生我们知道，它本是一种古老的巫术活动。傩祭总是和祈禳农业丰收，人畜平安的风俗紧密相关。此外，古代的傩祭，特别是腊月除夕举行的大傩，下及庶人，是一种全民性的祭祀活动。所以古老的傩仪虽然在中原地区消失和变异，但在一些边远、交通闭塞的地区，会借巫术和农业祭祀活动而保存下来。
我们在考察我国南方各民族的民俗事象时，不难发现傩文化的残存仪式。如安徽黄梅戏的传统曲调中，保存有“傩神调”，湖南的“傩堂戏”、“傩愿戏”、湖北的“傩戏”，贵州的“脑壳戏”、“傩坛戏”、广西的“师公戏”等，无疑是古代“乡人傩”的演变、发展和延续，同样也是傩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戏剧史研究中，人们习惯把“傩戏”称为我国戏剧的活化石，不无道理。
二、傩的文化学价值
“文化”一词，在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到目前为止，中外学者给“文化”一词所作的定义不下几十种，聚讼纷坛，莫衷一是。但在习惯上，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文化”乃是人类群体共同创造的一种行为模式的观点。既然是行为模式，当然它就会限制人们进一步的活动。同时学者们还认为，“文化”这种行为模式，是靠语言、文字和行为传承和传播的，并表现出一定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是由历史衍生和选择的传统观念。“文化”所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从广义上讲，它包括了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从狭义上讲，包括知识、信仰、宗教、哲学、文字、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傩文化作为知识、信仰、宗教、哲学、文字、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的综合体现，无疑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古代，就是在今天，仍然在某些地区，某些民族中保存和流传，并构成地域的和民族的文化特色。
傩是从古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古籍中保存的大量关于傩的记载告诉我们，自商周到汉唐，傩议均以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代代相传。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模式也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现在我们看看唐代以前的傩仪模式：
1. 时间：季春、仲秋、季冬。季冬一次在每年除夕举行，下及庶人，规模最盛。
2. 主题：驱鬼逐疫，祈禳丰年和人畜平安。
3. 司祭：方相氏。其他角色：十二兽（或十二神），侲子（几十人、一百多人、五百人不等）。
4. 范围：主要在宫廷举行。乡傩平民百姓均可举行。
5. 特点：方相氏、十二兽均载假面具，手持戈、盾、剑、戟、麻鞭等。鼓乐相助，口诵神词、咒语以驱鬼。
宋代以前的傩仪大抵不脱离如上模式。宋代以后，傩仪的时间、主题、范围、特点均没有大变化，但方相氏、十二兽、侲子等角色消失，由皇城司诸班直、伶人充任各路神将，这一点《东京梦华录》、《梦梁录》叙述较详。
《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的记叙告诉我们，傩仪形式自宋代开始扮相日趋丰富，而且呈现出原始宗教（主要是巫术）与道教融为一体的现象。由此渐渐形成傩仪的现代传承模式。在此，我想用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调查的贵州德江土家族傩堂戏资料和笔者赴德江考察傩戏所得的感受来勾画现代傩仪模式，与古代傩仪模式加以比较。
德江土家族傩仪模式：
1. 时间：不固定。一般在秋收后至冬季举行。
2. 主题：治病、消灾、求子、保寿、祈求五谷丰登。
3. 司祭：端公（巫师），土家族称土老师。参加者为傩戏演员。
4. 范围：只在民间流传。
5. 供奉：三清（上清、玉清、太清），又称三元；傩公、傩母（又称伏羲、女娲）；司坛图（师承世袭）。此外供奉多神，如家先神、生产生活神、疾病神等。
6. 表演形式；由端公主祭开坛，其法事程序为：开坛礼请、发文敬灶、行坛洁净、立楼点兵、搭桥、放兵、安营扎寨、开红山、收兵招魂、上熟、造船、打火送神等。最后由演员演出傩戏剧目。演员均戴假面具。
通过如上两种模式比较，我们会发现古文献记载的傩仪模式和现在仍在民间传承的傩仪模式，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但核心内容仍承和延续下来。如举行傩仪的时间大都在冬季；古代由方相氏主祭，现在由端公；演员都戴假面具；作摊的目的为驱鬼逐疫，保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不同的是古代傩仪往往存有单纯的目的性——驱鬼逐疫。表演严肃、庄重，充满神秘和巫术气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惭进，现在民间传承的傩仪，巫术和宗教气氛越来越淡化，娱乐因素加强。如德江土家庭傩堂戏演出，基本上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其中开坛部分，宗教色彩较浓；戏剧表演部分是世俗化的。面具虽然光怪陆离，内容却是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这一点从表演剧目中可看得十分清楚。如《秦童》、《武先锋》、《关爷斩蔡阳》、《刘高行医》、《王大娘补缸》、《郭老幺借妻回门》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宗教戏中，如《开山莽将》、《梁山土地》、《引兵土地》等戏演出中，表演幽默、滑稽，有时在道白中揉进许多亵渎神灵的台词。
德江土家族傩堂戏历史悠久。据全县三十一个乡调查，有傩坛戏班子六十一坛，表演者三百多人。有的乡傩戏班遍及各村，可见群众基础这深厚。关于傩堂戏传承的历史，据土老师张金辽保存的“司坛图”表述已传承二十六代。如果用民俗学系谱推定法按二十五年为一代推算，约有六百多年。现在使用的面具大约也是二百多年前制作的，“文化大革命”中土老师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从德江傩堂戏的传承历史、环境、内容、特点来看，在南方傩文化流布中，是十分典型的，它所提供的傩文化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第一、傩的文化史价值。
傩本是一种原始鬼神观念的体现，是民间的产物。我们今天从《周记》、《礼记》等古代典籍中看到的有关宫廷傩祭的记载，已是民间傩祭的高一级发展，它不仅走向宫廷，而且规模盛大，几乎成了统治阶级的专利品。但是国傩（主要在宫廷）并不能代替乡傩，乡傩是真正值根于群众土壤中的宗教仪式，这就是当史籍中关于宫廷摊仪记载消失之后，群众中，特别是在边远、文化落后的农村仍保存傩仪的根本原因。从这一意义上讲，我国南方地区的傩文化，不仅延续了傩的发展历史，而且保存了文化史研究的活的社会化石。
除纵的方面外，从横向上，傩文化曾给予中国文化发展史以多方面的影响，如宗教、文学、艺术、风俗文化等。在宗教方面，傩祭主要崇拜自然神和祖先神。傩戏开坛所供奉和礼请的诸神，许多又是道教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创立和发展中吸取了许多民间的原始宗教因素。这说明傩文化对道教诸神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道教自上而下吸收傩文化，傩文化又自下而上融合道教文化，这就形成傩文化与道教文化合流的现象。此外，傩文化客观上对中国民间文学起了保存作用，傩祭的诵词中，经常出现开天辟地、洪水滔天、兄妹结婚等神话传说，比如流传于德江的手抄本《三元和会》中的《中元和会》部分就是如此。
第二、傩的民俗学价值。
傩文化的原始形态是傩祭。傩祭是原始巫术的表现，也是民俗事象之一。古代的乡傩是一种群众性的民俗活动。今天的傩堂戏演出也是民俗活动之一。在我国南方，如湖南、湖北、贵州等省少数民族地区，傩戏的演出和许多民俗事象均有联系。如壮年夫妇无子要请端公（巫师）“冲傩”，这是求子习俗；人生了病要扎“茅人”冲消灾难，行驱赶巫术；老人生日“冲寿傩”，祈求高寿；孩子少、多病人家要“打十二太保”、“保关煞”，以保小孩健康成长。凡此种种都与人生仪礼这一重要民俗事象有关。而傩戏的演出本身又和民俗宗教、农业生产等风俗结合在一起。
第三、傩的戏剧史价值。
戏剧史家们，对傩戏的传承和演出向来寄予极大的热情，称它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此中的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因此傩戏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保存了十分古朴的风格。首先，傩戏的演出是和宗教仪式紧密结合的，保存了戏剧最为古老的传统。农业民族宗教崇拜性戏剧，与纯娱乐性戏剧不同，它把庄严的内容融化到表演中去，使观众理解到这种演出是为农业丰收和家宅平安而祈求神灵保护。其次，傩戏的面具艺术在中国戏剧史上独树一帜。傩戏面具大都是根据剧中人物的性格设计的，虽有夸张，但接近生活的真实，表演也不象宗教戏剧那样神秘，少恐怖，给人一种亲切感。其三，傩戏面具表现出戏剧历史发展的痕迹。傩的起源始于巫术，这种巫术活动又和农业民族的丰收仪式结合在一起。根据文献记载至少在宋代以前，傩活动和人们的巫术信仰保持一致。宋代以后，方相舞、十二兽舞和侲子消失，教坊伶人的表演渗入傩祭中来，傩祭的娱乐成分大大加强，于是傩戏在傩祭、傩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此时面具的巫术力量消失，表演只是为了使戏剧效果更完美。
第四、傩的认识价值
傩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是农业社会，而且是简单的农业社会。在人类学研究中，有时将简单的农业社会称为“面具文化”。人类学家透过面具文化，探讨巫术与农业社会的关系，即庄严的面具文化中所包含的农事信仰，有时甚至将面具强加于丰收神，演员戴面具表演，演技越高，丰收神的性格便更为完美。傩戏的表演是在特定的农村环境中进行的，农民的信仰贯穿于傩戏演出的始终，所以通过对傩戏表演形式、特点的考察，可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传统的信仰、习俗和文化。
三、傩文化与萨满文化的比较
傩文化与萨满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独立的系统。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共同点，又有各自的特色。从整体上讲，傩文化与萨满文化都属于中国巫文化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共性：
第一、两种文化都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神观念，成了这两种文化得以衍生的思想基础。如关于日、月、星、辰、天、地、山、川、雷、电、鬼魂的崇拜，均保存于两种文化系统之中。
第二、两种文化都由特定的宗教人物代代传承。傩文化主要通过巫师，萨满文化通过萨满。他用都充任神与人之间的使者，有特定的法具，通过某种仪式，沟通神人之间的信息。
第三、两种文化的社会功能基础相同，目的都是为了除病消灾，表达某种精神寄托和慰藉。信奉萨满的民族更将其视为氏族和落部的保护神。
但是傩文化和萨满文化毕竟生长在不同的地域、环境和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所以它们的区别也是显著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承地域不同。萨满文化主要流传在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如满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蒙古族、哈萨民族、赫哲族以及古代维吾尔、柯尔克孜等民族中。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以上民族曾经历游牧生活阶段。生产生活的流动性，决定它们寻求氏族和部落的保护神。傩文化主要流传于我国南方农业民族之中，和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相比，农业社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给了傩文化以充分发展的条件，神祗越来越多，越系统，并且由具体的自然神、祖先神，发展到崇拜抽象的多神。
第二、萨满文化从它产生以至发展到今天，仍保持着浓厚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特点。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对熊的崇拜就很典型。鄂伦春人猎熊时有一系列禁忌，猎熊后又有一系列赎罪仪式，都表现出这一民族的图腾观念是很深的。鄂温克称公熊为“合克”（祖父），称母熊为“鄂我”（祖母），这种称谓本身表示着一种“血缘”上的关系。另外，从萨满的职能中我们看到，消除灾祸、跳神治病、祈求生产丰收、求子、为死者祝福等，都集于萨满一身。而在傩文化中，由于农业社会的稳步向前发展，原始宗教因素在逐渐削弱。傩文化也崇神，但更多的向娱神和娱人方向发展，傩戏的演出就是明显的例子。傩戏剧目越来越摆脱宗教的影响，反映历史、神话和世俗生活。这是比萨满文化先进的地方。
第三、傩文化显著的标志是戴假面以事表演。这一传统一直从古延续至今。面具表演具有特殊的魅力，任何一个演员，只要一戴上面具，他本人的个性随之消失。他的演技越高，面具所代表的角色给观众的印象就越强烈、越感人。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具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形成傩戏并进而推动傩文化的发展，也使它和一般的巫术活动相区别。萨满文化中，没有面具，裸面的萨满要想使人们相信他是神派往人间的使者，除其所穿神衣、所戴神帽充满神秘色彩外，跳神时的精神状态是十分紧张的。他双目半开半闭，似乎陷于昏迷状态，口中念念有词，表示和神对话或他的灵魂已到鬼神世界。狂舞，吼叫，鼓声隆隆，制造一个种超越人间的气氛，借此感染每一个萨满仪式的参加者。
第四、傩文化和萨满文化在传承方式上存在着开放和封闭的差异。比如傩坛的传承，主要是口耳相传，家传与师传相结合。对受传者没有特殊的条件限制，拜师就可传法。从传承内容看，分神词、法术、戏文几部分，端公们都有惊人的记忆力。由于这种开放式的传承，在傩戏表演中形式不同的流派。如德江傩戏就分茅山教派、玄黄教派、师娘教派、青年教派等。主要是茅山教派和师娘教派。前者为师父所传，风格粗犷；后者为师娘所传，风格柔美。演出剧目繁多，正戏分全堂和半堂戏两种，全堂戏有二十四个剧目，半堂戏十二个，正戏中还加入插戏，以增加娱乐气氛。萨满文化的传承，首先表现在对充任萨满的人有严格选择。什么人可以担任萨满神职，要由上一代萨满（已故萨满）的灵魂来选择。萨满不在家族内世袭，一般是在上一代萨满死去若干年后，在本氏族内产生下一代萨满。具备什么条件可成萨满，也有规定。出生时未脱衣胞者，长久患病或精神错乱、许愿当萨满后病愈者，都认为被萨满神灵选中，他们可以请一老萨满为师，进行领神仪式。萨满是终身制，当其取得萨满资格时，同时成了自己氏族或民族的保护神。
四、结语
傩文化和萨满文化分别为我国汉藏语系各民族和阿尔泰语系各民族普遍传承的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这两种文化都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各自的魅力影响不同民族的性格和心理。目前萨满文化已引起中外学者的瞩目，许多专著已问世。但傩文化的研究却至今还是空白。1986年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同德江县民委，对土家族傩堂戏的传承作了细致调查，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年底又在贵阳召开了贵州省傩堂戏学术讨论会，这是傩文化研究的极好开端。面对中国傩文化的丰富蕴藏、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学者提出创立中国傩戏学的问题，这一动议十分可贵。但是傩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整体，它所涉及的领域是十分广泛的。傩戏不仅是戏剧表演，同时也是流传极久的民俗事象，围绕傩戏所展现的内容包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民族性格和心理都通过傩文化表现出来。所以除傩戏学研究之外、扩大一些，似乎还应创立傩学或傩文化学研究。这种研究还包括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傩学包括民间传承的有别于萨满的一切巫术及与巫文化有关的事象，它的重点流布区域在我国南方各民族（包括汉族）之中，傩学的狭义研究，只是对民间传承的面具文化进行研究。因为面具文化是傩文化个性的体现。
傩文化在中国文化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独特的贡献，价值也是多方面的。作为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发展中，通过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异，顽强地生存下来，并由此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观察，傩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精华糟柏杂陈。这就向傩学研究提出十分严肃的课题，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以傩戏表演而言，傩仪（开坛）中的封建迷信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而戏剧表演部分，不仅保留了傩的表演特色，而且不乏优秀剧目。所以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批判封建性糟粕，使傩戏传统得以改革和发扬，是傩学（包括傩戏学）研究所面临的光荣任务。
1987年春节于北京
原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1987年第2期
又收入《傩戏论文集》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7
[1] 或尊为十二神——引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