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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广袤山川,犹如一条时光隧道。高山与深谷构成的多元地貌让不同时期、不同源流的文化在这里各自安身,当历史向前演进,许多曾在中华文化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元素被人淡忘,贵州却如“沉积带”一般把它们安稳地保留下来。

傩(nuó)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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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戴着精美的木雕面具起舞,演绎英武或森然的鬼神形象——这就是如今的我们最容易见到的“傩”。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种看起来颇神秘的活动,其实是中华“礼”文化的一条“隐藏主线”

“傩”在本质上是一种驱鬼逐疫、祈福禳灾的仪式。自先秦起,它就是宫廷祭祀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礼记》中就有对周王朝“大傩”的描述,后来一路发展,形式越发丰富,宋朝《东京梦华录》里记载的傩仪已趣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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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中国傩文化保存最完整、品类也最丰富的地区。在这万千山头构成的“博物馆”中能看到最懵懂与最成熟的“傩”,沿着这条脉络,我们便能找回失落的记忆,看到我们自己如何一路走到今天。

“傩”在诞生时是一种巫术仪式,起到沟通神与人的作用。越是古朴的傩仪,“祭祀”的仪式感越重,我们也越能从中解读出祖先们认识世界的视角。

有一个著名的哲学问题:“我从何处来?”文明萌芽之后,先民们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答案:人类从野兽中来,从哺育生命的天地万物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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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泰吉”记录着祖先们古老的价值观。

 摄影/李光荣

贵州的几种少数民族傩仪中可以看到这种古朴的世界观。一些彝族村寨将“虎”视为祖先,过虎节,跳“老虎笙”;平塘的毛南族村寨与荔波的瑶族村寨则用“猴鼓舞”讲述猴王与祖先的渊源。而黔西北的彝族“撮泰吉”则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

“撮泰吉”是彝语音译,意为“变人戏”,主角是一群“变化中的人”。当地彝族认为人是由猴子变来的,其中一个阶段是“直眼人”,长着猴面鼠牙,似人非人,只会生、不会死,寿命长达千百年,是现在人类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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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泰吉”的主角是生活了上千年的“直眼人”。

 摄影/王济文

扮演 “直眼人”,要戴宽大的黑色面具,以黑、白布将头缠成圆锥形。为表现角色介乎人和野兽之间,说话时需发出嘶哑尖锐的气流音,动作也要缓慢、略显僵硬,双腿微微罗圈,以模仿先人初学直立行走的姿态。

撮泰吉的角色固定,分为老翁、老妪、将军、丑角、孩童,还有一个主持祭祀、串引剧情的巫师“惹戛阿布”。众角色在“惹戛阿布”的带领下出场,祭拜山川田土等自然神灵,再表演烧火开荒、刀耕火种、驯牛养马、播撒荞种的故事,最后在喜庆丰收的气氛中进村挨家挨户地“扫寨”,驱除邪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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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开荒、耕种、迁徙的生活场景是撮泰吉的主要情节。

 摄影/王济文

“撮泰吉”是黔西北彝族村寨特有的习俗,其中许多元素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仍可从中看到“傩”的两个最基本的特点:

首先,是“面具”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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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泰吉面具只有黑白两色,样式质朴,

但人们对待面具的态度十分庄重。

 摄影/李光荣

傩文化千变万化,“戴上面具是‘神’,摘下面具是人”却是一种共识。在“撮泰吉”中,人们也是带着敬意特殊保管、妥善对待面具的。表演者戴上面具就标志着脱离了日常身份,周围的人也只能用面具代表的角色来称呼、对待他,否则就是缺乏敬畏,会招惹祸端。

其次,是“敬神”和“娱人”两个部分。

傩文化中总包含着一定的“信仰”成分。表演“撮泰吉”的彝族同胞们,敬的并非神仙,畏的也非鬼怪,他们酬谢天、地、百谷的恩惠,感念祖先的遗泽,驱赶灾害与瘟疫,这些实实在在存乎自然的力量承载了他们的希冀与恐惧,通过仪式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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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是人们与天地沟通的一种方式。

 摄影/王济文

然而福泽也好、灾祸也罢,人的生活总要由人创造,敬神的祭祀也要由人参与,沟通天地鬼神的“傩祭”、“傩舞”总是不可避免地向“吸引人”的方向转变,肃穆的仪式就成了热烈的庆典。我们的祖先正是用这样的方式联结在一起,于蛮荒中开辟了繁荣的文明。

古老、质朴的自然崇拜渐渐淡化,像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的神仙鬼怪出现在人们的观念中,沟通人与神的“傩”也随之步入“青年时代”——

傩戏,从敬神的傩舞中分离出来,正式以“戏剧”的形式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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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江傩堂戏里,充满了市井气息。

图为《打闹台》,讲歪嘴秦童求人说媒的故事。

“青年时代”的傩文化并非贵州独有,川、黔、湘、赣、滇都有自己标志性的傩戏,北方也不乏“捉黄鬼”等艺术形式。贵州傩与各地的傩同根同源,但形式上特别丰富,“跳端公”、“演关索”、“唱阳戏”,种种品类一应俱全,其中又以黔东北的“傩堂戏”最为典型。

傩堂戏中,“戏”是最鲜明有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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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认出来这些傩堂戏里的人物吗?

他们分别是蔡阳、开山莽将、土地与关公。

傩堂正戏共二十四堂,每堂都讲一个和神祇有关的小故事,又带有祈福驱邪的功能。《开路将军》,就是讲开路将军扫除邪魔路障,保证各路神兵到达傩坛履职享祀;《勾簿判官》则唱判官崔云判骑马从华山到傩坛,为众神祇点名勾簿。把正戏串联在一起,也就构成了一个圆满的请神、送神仪式。

正戏的每一个角色都对应一副面具,凡有面具的都可算是“神仙”,但与我们平日里熟悉的神仙不大相同。他们有的是凶神猛将,森森然尽显神煞之气;有的是慈祥正神,面目一团和气;有的则近乎世俗人物,幽默可爱。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经历故事,不过就连最威严的凶神、正神角色,故事里也不乏诙谐逗趣的元素,比如威风八面的开山莽将也会在洗澡时弄丢了斧子,遭到小童儿的戏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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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堂戏面具全由手工制作,每个傩坛都有自己的风格。

在傩堂戏中也有“巫”文化的传承,沟通鬼神、施行法术是其中必要的环节。

表演傩戏,一般是为“还愿”,有“还愿”就必有“许愿”:当人们需要治病、消灾、求子、保寿时,就会向神灵祈愿,愿望得到满足后再举办一场盛大的法事来感谢神灵。这样看来,傩堂正戏既可以说是演给人看的,也可以说是演给神仙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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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事、行法术,是傩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傩公傩母,是傩坛上供奉的正神,一般又被认为代表着伏羲与女娲。此外,傩坛上还有地傩小山、丫角娘子、翻坛小将等,专门捉妖拿怪、索魂取命。这些神仙与前述面具“戏神”一起构成了与傩仪关联最紧密的巫觋诸神。

开坛请神时要设香案,挂“三清图”,象征请神到位。三清图上的神仙可就多得数不清了:道教上清、玉清、太清,是三清图得名的原因,此外还有中天先祖、白极紫薇、元卿大帝、金光圣母……既有道教神,又有佛教神,又有民俗神,还有儒家人物,视法事不同还会更换不同的案图,可谓神灵之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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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傩堂戏要扎彩楼牌坊,是傩公傩母及众神的供奉之所。

傩坛有鲜明的道教色彩,这并不奇怪。道教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神仙方术,与巫傩文化根出同源,又是我国影响力最广的本土宗教,因此执掌傩坛者多自称茅山弟子,行傩仪时亦与道教相仿,戴宝冠、着神裙、执法牌、踏罡步、写符箓、掐手诀,颇有《九歌》中扬袍挝鼓、陈竽浩倡、吟诗会舞之遗韵。不过傩坛并非体系严密的宗教,而是视乎实际需求,博采众神灵之所长,不断填补案图的空白,最终形成儒、释、道、巫交融,全方位立体覆盖民间生活的神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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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戏坛场道教色彩极浓,

戏文刻本中又能看到本地传说与各处民间故事的融合。

“村各有庙、户各有神”“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就是傩坛里的信仰观。在这里,神仙不再高高在上,也并不“天威难测”,而是和蔼、亲切、可交流的存在,祭祀与法事也成为人们聚在一起享受欢乐的契机。“人”的色彩冲淡了巫鬼之力,却让这种古老民俗获得了更长久的生命。

古老的鬼神信仰像是一面盾牌,挡在人与变化莫测的世界之间。但当人类的力量渐渐变强,鬼神便不再是人们祈求与依赖的对象。

属于英雄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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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地戏的主角不再是神仙,而是英雄。

 摄影/徐雁

贵州的地戏,被认为是一种“成熟期”的傩戏——娱神的“祭”元素已十分简化,娱人的“戏”元素却登峰造极。它分布在西起六枝、水城,东至贵阳市郊一条狭长的带状区域中,以安顺为中心构成一个地戏群,因此又被称为“安顺地戏”,也与“屯堡”的分布基本重合。

地戏中已经几乎没有神灵存在,代之以金戈铁马的英雄人物:关羽、岳飞、吕布、薛仁贵、杨六郎。地戏剧目,也全是表现一朝兴衰的战争故事:《楚汉相争》、《三国演义》、《杨家将》等。表演时,往往先以“朝王”开始,兵将入朝面君,报告敌情,君主求良将拒敌,情节步步展开,直至双方将官交手,列开战阵,操刀挡刀,摆劈亮翅,热闹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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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中保存的地戏谱。

 摄影/吴学文

鲜明的军事色彩指出了地戏的文化根苗——它带有宋朝时就基本成形的“军傩”痕迹,随明朝南征大军一起深入贵州,在驻军屯田而形成的屯堡中发展而趋完善。它带有军傩跃兵示武、振奋士气的本质,动作刚猛,伴乐勇壮,又带有屯堡人绵延数百年的思乡之情,用带着弋阳腔痕迹的高昂曲调歌唱着有关先祖与征战的记忆。

面具是地戏的灵魂,威猛庄严则是地戏面具的基本特征。面具由面孔、帽盔、耳子三个部分构成,又分文、武、老、少、女五个类别,以武将的面具最为精细复杂,刻画人物时还有一定程式化的要求:岳飞是大鹏金翅鸟转世,头盔上必有大鹏薛仁贵、杨六郎需表现“白虎星”身份;金兀术头盔与鼻子都有火龙樊梨花则以玉女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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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戏面具刻画精细,比如人物的眉毛

就有“少将一枝箭,女将一棵线,武将如烈焰”的讲究。

 摄影/吴学文

这种神貌固定的面具,让观众不必花费很多精力去追索角色的身份、善恶、脾性,大大提高了叙事的效率,与戏曲脸谱的思路如出一辙。不过在地戏中,面具的地位又远非“化妆手段”可比,而是被当做真正的祖先英魂来崇敬。每跳地戏,必先上庙祀神,迎请脸子(面具),谓之“开财门”。财门开时,演员各戴面具,着戏装,在“主帅”的带领下进村入寨、焚香烧纸、念诵逐疫经文,借英雄人物的一身正气驱逐邪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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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请脸子(面具)。

 摄影/吴学文

安顺地戏,是明王朝的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既是交融,就绝不是单方面的输入。屯堡人落地生根数百年,与当地环境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所以我们能看到,屯堡人不仅在正月庆祝新年时跳地戏,在贵州苗、侗同胞庆祝丰收的“七月半”时也跳地戏,谓之“跳米花神”。我们更能看到,屯堡周边的布依族村寨也学来了地戏的唱跳方法,却配之以本族的月琴、洞箫,用布依族语演绎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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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地戏,要以桌子摆出种种军阵。

 摄影/潘军翔

步入地戏阶段,傩文化基本完成了由“祭”向“戏”的演进,但它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若你对戏曲文化稍有了解,就能从戏班开年演出的“开箱”仪式中解读出神圣意味,就能发现关二爷等特殊角色在后台受到的特殊尊重,就会察觉戏曲开场时“跳加官”的吉庆小段与傩戏前的“扫开场”有多么相似——

傩,离我们远去了,但又没有真的远去。它伴着我们从远古走到如今,从神仙出世唱到英雄登场,终于散布民间,化作无数凡人的喜怒哀乐。于贵州的崇山峻岭间,它静静等待,等待我们发现、探索,等待我们从千年记忆之中看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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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从未真正离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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